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天津历史简明读本》——第六章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曲折前进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后,市委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并取得巨大进展,天津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此后,由于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发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等影响,天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天津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中央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初步成果,天津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取得巨大进展。这使天津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情况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和历史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新方针。9月,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初步成果。八大科学地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并确定了经济、文化、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方针。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八大召开后,天津市委迅速对八大文件的学习和宣传作出布置,要求各区委、党委积极组织和领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八大有关文件,举办八大精神讨论会和专题报告,鼓励有阅读能力的党员和群众阅读报刊上发表的大会主要文件,组织编写通俗的宣传提纲,由各区委、党委和基层党组织报告员和支部教员向广大党员和有组织的群众(工人、合作社员、学生等)进行讲解,在党员和群众中普遍开展系统深入的宣传。在学习八大文件的基础上,市委在全市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中进行了一次以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改进了领导工作。

  为深入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市委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一是根据中共中央“稳定提高干部”的要求,调整干部工作方针,由大量提拔干部转到稳定提高现有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方面来,保持干部的长期稳定;二是根据八大党章规定,调整部分基层单位的组织形式,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进一步贯彻党委统一领导下分部管理党的基层组织的规定,明确党委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职责,党政明确分工,加强工作中互相配合和联系,健全党委的基层工作机构,改进对基层的领导方法。在经济工作方面,一是在国营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同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吸引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发挥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二是继续在全市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以争取更多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

  从1956年第四季度开始,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在总结“一五”计划期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酝酿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经过充分探讨、研究,初步确定了“全面平衡,统筹安排,挖掘潜力,积极改进,加强技术,加强管理”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商品流转、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基本任务。

  在全党深入贯彻八大精神、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之时,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国际方面,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国内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了罢工、请愿、退社事件。面对国内外形势,以国内外经验教训为鉴戒,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成为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科学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明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这两篇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传达、学习和讨论,引起强烈反响,形成学习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针的热潮。天津市委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党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少数民族、民主党派、军队官兵之间存在的具体矛盾,同时责成政府各局处、各人民团体、各级党委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本部门、本地区存在的矛盾,并分类排队,分别主次,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切实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在全市传达、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际,3月17日,毛泽东来津,并在全市高中级党员干部会上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讲话。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既体现了党的八大精神,又阐发了他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毛泽东从分析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谈起,指出党员干部中存在着跟不上形势发展与任务需要的问题,教育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批评,多做自我批评;要求党员干部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学习执政本领,提高领导能力,在实践中学会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结束时,毛泽东还向天津党员干部通报,即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要求天津作好准备。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根据中央决定,从5月开始,市委在天津党内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整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扬民主,鼓励批评,发动党内外群众帮助党整风,然后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认真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改进领导工作和作风。在运动中,广大党员和党外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对于帮助党克服缺点、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但是,在全党整风过程中,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指示。《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等社论。根据中央指示,自6月中旬,天津的整风运动转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8月中旬,市委决定在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全市各行各业分期分批进行全民性的整风和社会主义大辩论,使全体人民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通过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上的一个沉重教训。

  尽管这样,在不断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下,全国人民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到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时,经济建设取得巨大进展。1957年,天津市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超额完成原计划目标,经济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3倍,新建扩建了示范机器厂、纺织机械厂、自行车厂、工程机械厂、针织厂等规模较大的企业。工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变,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有了提高。1957年重工业产值比1952年增长2.6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的比例,由1952年的3∶7变成1∶1,天津已由一个以轻工业为主的加工工业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纺织、造纸、橡胶、食品等产业比较完整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农业显著发展,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增强。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平均每年物价增长指数大大低于工资增长幅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市科技、文教、卫生、体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在“一五”计划时期,天津也为全国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培养和输送相当数量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熟练工人支援其他城市建设,超额完成中央下达的税收和国债任务,提供了大量机械设备、器材和轻工产品。总之,天津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天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相继发动,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天津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

  在全国各地响应党中央号召,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形势下,天津的“大跃进”运动逐步兴起。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7年底,市人民委员会提出天津市1956年至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草案,要求在三年到五年内粮食亩产量“跨过黄河”(亩产500斤以上)和“跨过长江”(亩产800斤以上),并下发“经济建设将大跃进”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此后,“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实现“大跃进”,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主基调,形成强大声势。

  1958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决定将天津市划归河北省管辖,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这使天津市的隶属关系、行政区域以及党的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发生较大调整。4月,中共中央、河北省委决定,万晓塘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到天津。

  在此期间,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相继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赶超上海的目标任务(五年内工业产值达到现在上海的水平,主要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赶上上海)和天津市工业生产建设的初步轮廓(苦战五年,改变天津市工业的面貌,建成一个全国性的中小型机电设备供应基地,建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海洋化工区,发展成为一个年产钢150万吨的中型钢铁基地,并生产大批的高级纺织品和轻工业品,以支持国家建设,供应人民需要,特别是支援河北省和邻省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

  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为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和促进生产“大跃进”,全市掀起“学上海、赶上海、开展比先进运动”。市委要求广泛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解放思想,打破陈规,开展技术学习,加强经验交流,努力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和自动化半自动化,把天津市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发达、学风兴盛,能够生产高级、精密、大型产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为此,市委组成检查组,全面检查整风、生产和技术运动的情况,以在全市掀起思想大解放、生产大跃进、技术大革命的高潮。在农村,市委要求掀起乡、社大办工厂的群众运动。

  6月底,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召开地、市委书记扩大会议,确定“大跃进”计划,要求农业、钢铁冶炼、机械工业“一齐快马加鞭”,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有“更大的跃进”。至此,“大跃进”运动在天津全面掀起。

  在城市,钢铁、机械企业开足马力加快生产,原材料和电力企业加大生产和供给;职工家属和居民组织起来,举办服务性事业,开展支援工业生产大跃进运动和节约运动。在农村,大搞水利、积肥、深耕密植和高产试验,解放妇女劳动力,实行托儿化、食堂化、缝纫集体化。其中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的水稻高产试验田,引起毛泽东等领导人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人员的关注,并前来视察。

  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泛滥开来。

  会后,天津市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全市仅用10天时间就全部实现人民公社化,352个农业和渔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起15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将原来的生产合作社合并成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生产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人民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是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

  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在全国各地农作物亩产不断放“卫星”的形势下,新立村水稻高产试验田宣称达到“亩产稻谷12.4万斤”。9月,河北省委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已有条件实行半供给制和半工资制的分配制度。不久,全市郊区农民基本上参加了公共食堂。至11月底,全市郊区人民公社普遍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天津市区开始了城市人民公社的试办。9月,全市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河北区鸿顺里人民公社成立。随后,兴安路等5个人民公社也开始试办。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之际,交通、文教、卫生、艺术、妇女工作等各行业也纷纷举行大会,兴起“全民大办”,提出自己的“跃进”计划。

  在全市各处一派激昂的“跃进”热潮中,相伴随出现的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埠际之间的协作关系遭到破坏,副食品和部分小商品严重短缺,以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实际上是“一平二调”(即统一核算,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无偿调拨),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严重平均主义,引起农民的不满,造成对农业生产的破坏。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党中央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多次召开会议加以纠正,整顿人民公社,压缩钢产量指标,从而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根据中央部署,市委调整了钢产量指标,开展了巩固、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尊重唯物论、辩证法,敢想、敢干和尊重科学相结合,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实干、苦干和巧干相结合,使生产和建设建立在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关心群众生活,改进作风,贯彻群众路线,反对浮夸、简单粗暴。面对人民生活出现的问题,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一方面组织增加农产品、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的生产,扩大市场供应,另一方面压缩社会购买力,对居民供应的猪、牛、羊肉采取按旬凭票定量办法,压缩粮食定量,适当扩大民用布收票范围;同时特别要求干部做好长时间供应紧张的心理准备,主动降低生活水平,并安排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下工厂、农村当工人、社员。

  1959年七八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相继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的原意是进一步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左”的错误。毛泽东希望全党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认真读书,以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但由于党内对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没有形成一致认识,不久发生了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批驳,并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在反对右倾思想和处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下,全市“大跃进”运动再度兴起。以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为中心,大搞群众运动。召开“跃进誓师”、“誓师比武”等多种誓师大会,组织工业生产大会战,开展增产节约红旗竞赛运动和“学、赶、超、创先进指标运动”,加强科学技术“三军”(高等学校、科研部门、工厂)协作,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城市人民公社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各级党委抽调干部,大张旗鼓地在广大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分别以街道为中心和以工厂为中心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至1960年4月,全市共建立47个城市人民公社(后并为46个)。1961年7月,市委确定,城市人民公社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主要任务是搞好街道生产和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城市公社以街道为中心,取消以工厂为中心的公社,厂社要分开;公社工业产、供、销属手工业局(即公社工业局)领导。

  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全国一样,天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自1960年初大幅度下降,生产和生活的暂时困难趋向严重。

  在这种形势下,市委根据中央和河北省委的指示精神,提出“大抓思想、大抓生活、促进生产”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排人民生活,组织全市人民同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作斗争。从外地调运粮食,加强对本地粮、棉、油及副食品的收购。大力发展和支援农业,特别是加大郊区对蔬菜的生产,并发动市区机关、工厂、学校种植蔬菜,开展“大种蔬菜运动”,对各区蔬菜管理实行从产到销全部包干。要求农村干部上“生活第一线”,向群众讲清形势,大搞“瓜、菜、代”和粗粮细做,而城市干部要以抓食堂、抓生活为中心,大搞“代食”。抓紧对各种疾病(主要是浮肿病)的防治工作,实行劳逸结合,动员城市人口回乡。全部解散“大跃进”中建立的公共食堂,取消背离实际可能的一套供给制办法,发挥各家各户“巧吃”和越冬度荒的能力。结合领导机关整风,整顿和减半领导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业供应走后门。同时,对城乡广大群众反复进行形势教育,稳定情绪,号召全市人民节粮度荒,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

  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

  在严重困难面前,党中央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天津市委从实际出发,落实调整政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取得新的成果。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中央出台农村人民公社、国营工业企业、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及科学、文艺工作意见,调整政策,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为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加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

  根据中央确定的调整方针,天津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从实际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整。

  一是开展以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压缩基本建设,“关、停、并、转”一批原材料严重不足、产品没有销路的企业,同时要求千方百计地节约原料、材料、燃料,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加强设备维修,认真清理仓库,清理物资,建立经济核算制度,整顿劳动秩序。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和蔬菜生产。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进一步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搞好退赔,普遍实行分配大包干;推广水稻育秧种植先进技术,建立区、公社、大队、小队四级农科网。同时明确郊区以“种菜为主,服务城市”的方针,组织蔬菜生产,制定增产措施,并组织各级机关、团体、企业、部队、学校等单位开垦近郊荒地、撂荒地,种植粮食和蔬菜,发展农副业生产,自力更生补充供应的不足。三是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动员部分城镇居民及保姆、勤杂人员还乡。四是加强物价和商品供应管理,建立国营商业领导下的、以国营商业为主体并组织合作商业参加的零售市场,缩小农村生产队和社员进城销售农副产品的范围,加强对摊贩市场和个体商贩的管理,坚决取缔黑市交易,禁止机关、企业、学校、消费合作社下乡到公社或生产队自行采购和经营粮、棉、油、烟等主要农产品,严禁商品供应“走后门”。五是恢复与外埠的经济协作,扩大物资的市场调剂,恢复“三类物资”交流会,组织访问团分赴东北、西北、华北加强地区协作和城乡交流。同国民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按照中央部署,市委对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对1958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和日常工作中被错误批判、错误处分的干部、党员和知识分子进行了甄别平反,为大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调整和裁并了中等专业学校,提高业余高等教育质量;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文艺八条”检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各专业学会开展专业理论和基础的研究讨论活动,以进一步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在全市上下按照市委部署贯彻党的调整方针的过程中,1963年天津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对天津抗洪斗争给予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派出领导干部亲临天津外围抗洪前线视察指导。天津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动员和组织全市人民积极参加防汛抗洪斗争。全市先后有近100万人参加了抗洪斗争,其中50万人开赴抗洪前线,守卫着长达300公里的堤防,并组成医疗救护队,分赴抗洪前线进行医疗救护。全国各地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向天津伸出热情支援之手,特别是河北人民为确保天津和津浦路安全,宁愿牺牲自己的田舍和家园。在这次抗洪斗争中,人民解放军不怕困难,不避艰险,担任最紧张、最艰巨的任务,成为抗洪战线上一支最坚强的突击队。经过50多天齐心协力的搏斗,天津战胜了有水文记录以来从未有过的特大洪水,保证了市内生产的正常进行,做到了抗洪、生产两不误。11月17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

  经过三年的调整,到1963年底,天津市经济状况明显好转,社会总产值等各项经济指标恢复正增长,工商业税收超额完成国家税收任务,全市储蓄存款也大幅增加。

  尽管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判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从“二五”计划过渡到“三五”计划(1966—1970年)作准备。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继续从多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发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的指示,在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战线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运动,组织职工群众开展技术、质量、品种、产量等不同内容的劳动竞赛,继续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用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建立农副产品试验和生产基地。加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节约开支。试行经济体制改革,试办托拉斯工业公司,并按照专业化、社会化协作原则对企业进行分厂和专业细化。大力支援农业,增加农业投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保证蔬菜生产的前提下,努力增加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调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生产队为单位的民主分配,以生产小队或作业组安排劳动。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农轻重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从1965年下半年,天津市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7月,《天津市国民经济“三五”规划草案》(初稿)编制完成,并据此确定了“三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和工作。

  从1957年至1965年,天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带领全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贯彻党的八大路线和“八字方针”,团结奋斗,在很多方面取得可喜成果。1965年与1957年相比,天津社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大幅增长。建立了汽车、拖拉机、照相机、电视机、电子计算机、化学纤维等现代工业生产部门,大港油田开始出油。天津已由以轻纺为主的工业城市发展成为拥有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精密仪器、轻工、纺织、食品等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推出了一大批新产品,有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如中国第一台高速450马力柴油机、第一台“移山80”重型推土机、第一台钻头热轧机以及24阶中型电子模拟计算机等。农村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的程度有很大提高。国家在天津郊区投资兴建的8座变电站,基本解决了农村生产和照明用电问题。兴建一大批大中型电力扬水场、小型排灌站、农业灌溉用机井,购置了大量农业灌溉动力机械。粮食作物和蔬菜总产量实现大幅提高。市场各种商品货源充足,购销两旺,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教育方面,基本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大、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和业余学校齐全的教育体系。文化领域,建立一批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和剧团、剧院,培养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创作和演出大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和剧目。卫生领域,新建一批大、中型医院和中、小型诊疗所,实行了公费医疗。城市建设方面,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工程,修建地下管网及供水供电设施,修建拓宽道路,建设桥梁,开辟公共交通线路,建设了一批公共设施。这些建设不仅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提高了城市的载体功能,开始改变天津的城市面貌。

  在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按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 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根据中央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天津市委在城乡开展了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城市,市委组织报告员宣传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并通过编辑厂史、请老工人讲阶级斗争历史课等形式增强干部群众和学生“反修防修”的能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与“反浪费、查质量、赶先进”运动和“五反”运动相结合,组织干部“洗手洗澡”,对职工进行教育。

  在农村,在“四清”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市委抽调干部进村,组织宣讲和辅导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干部“洗手洗澡”,进而改选生产队和大队干部,检查和落实“农业六十条”规定的有关政策。在此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进驻南郊区小站“四清”试点,抽调大批干部加强工作队,由扎根串连到夺权斗争,一手制造了张凤琴、张玉仑、姜德玉三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制造南郊区委、公社领导干部是所谓“上边的根子”的冤案。1964年10月,中共中央转发经陈伯达修改过的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即“小站经验”)。11月,河北省委免去刘晋峰的南郊区委书记职务,并改组南郊区委。小站的“四清”,以所谓“挖得深、搞得快、打得狠”,在全国作为“先进典型”推广,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一大批干部遭到残酷迫害。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正式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过火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这种批判从文艺界扩大到学术界,从哲学到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受到不公正批判。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内建设任务艰巨繁重,加之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党在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一些曲折和失误。1956年至1966年天津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了波折,但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打下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治党理政丰富经验的骨干力量,在天津以后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天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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