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彭真与五村农民反霸斗争

刘素新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天津是彭真同志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1926年5月,当24岁的彭真(时名傅茂公)被调到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时,正值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市,反动军阀公开宣布“反共讨赤”,疯狂破坏革命团体和组织,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江震寰等15名革命志士、地下党天津市委书记李季达同志先后被军阀杀害。在这种极其恶劣、危险的境况下,彭真同志处变不惊,继续高擎革命的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战斗在敌人心脏。他先后任天津地委二部委、一部委、三部委书记,李季达同志牺牲后,彭真同志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他深入到工人、农民之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坚定地组织领导天津工人、农民和爱国学生运动,向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最坚决的斗争。特别是他在天津近郊发动领导的五村农民“反霸护佃”斗争,进一步传播了革命思想,集聚了革命的力量。

五村农民的悲惨境遇

  五村位于天津东南,是五个毗邻的村庄的简称,包括小刘庄、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和贺家口。早在清朝以前,这一带只居住着七八十户人家,耕种1000多亩土地。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通过实施“跑马圈地”,掠夺了这里农民的土地,使五村农民成为清贵族的佃户。但是这些贵族并不亲自经营,而是派遣“揽头”代行管理,“揽头”又派遣一些“庄头”直接管辖。五村农民遭受层层盘剥,生活苦不堪言。

  从清初到民国初年,五村一带的“揽头”更换过四姓,其最后一姓就是亿寿堂的李尽臣。李尽臣绰号“李善人”,是天津有名的大盐商,也是当时有名的地痞恶霸。辛亥革命以后,他把土地据为己有,依仗着他的儿女亲家北洋军阀曹锟的势力,压迫农民,无恶不作。从当时的土地关系来看,佃户拥有永佃权,每亩每年交纳固定的租金8角,已成为沿袭下来的惯例。但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天津的城市建设占地也逐日扩张,土地与房租的价格就越来越贵,每亩土地的价格已经超过1000元。按当时的情况,每亩能建房20间,每间每月的租赁价为4元,总计每年可获800余元的收入,比起收农民的固定租金获利达千倍以上。因此,李尽臣就想出了“倾村灭佃”的办法,企图从农民手中掠夺租佃土地,农民的反霸斗争由此而起。

  1915年初,蓄谋已久的李尽臣,趁着民国初年的混乱时机,提出向农民增租,由于农民的一致反对,遭到失败。1917年,天津市洪水泛滥,李尽臣第二次向农民提出增租,一部分佃农迫于生计,不得不接受了地租的增加,每亩地租由8角增加到3元。1919年,李尽臣使用威胁手段,迫使农民全部增加了租金。然而,利令智昏的李尽臣并不满足,在增租的同时,竟采用欺骗伎俩,以“暂借”为名扣留农民保存的永佃租约,使农民失去凭证,接着他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毁坏青苗、垫平园田多达100余亩,使50多户佃农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农民们忍无可忍,推出代表向法庭申诉,但由于李尽臣与法庭相互勾结,农民的诉讼遭到失败。走投无路的五村农民,怀着满腔激愤,迫切地需要开展一场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迫切地需要一个坚强的斗争领导者。

护佃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便开始领导天津地区的工农运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宣传部长的彭真同志负责组织天津各大纱厂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因裕元纱厂工会的工人党员多数家住五村,在党的小组会和支部会上经常提到五村农民的斗争情况。1927年上半年,彭真同志深入五村,与青年农民座谈,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变化情况,宣传我国南方各省革命斗争情况,发动农民组织起来。为了掩护斗争,彭真在西楼前街22号建立了农民操练武术的国术馆。他经常来到这里,和农民运动骨干具体研究反霸斗争的策略。在彭真同志的教育和引导下,农民运动逐步开展,一些骨干分子在政治上不断成熟起来。1927年夏,农民运动骨干甄元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五村农民中的第一个党员。在实际斗争中又不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为了壮大组织,先后发展刘文秀、曹同兴、张连荣、曹国庆、于锦业、刘树山、宁金富、陈宪富、张大帅等人加入党组织。五村的工作由五村支部书记甄元和、组织委员张连荣、宣传委员曹同兴负责。

  1927年8月初,由于叛徒出卖,天津党组织遭到破坏,部分地委委员被捕。为了安全,彭真同志把天津地委第三部委书记司福祥(司呈祥)调到五村。司福祥家住东楼,与父亲在西楼一带以卖青菜为掩护,直接领导农民斗争,参加五村的支部活动。

  针对五村农民缺乏斗争经验,与“揽头”李尽臣的斗争还处在各自为战的状况,彭真同志深入到五村,耐心细致地给农民们讲解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动员农民们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在彭真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广大农民逐渐认识到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并开始主动向彭真等党员骨干分子身边靠拢。趁此有利时机,五村党支部按村分批召集农民开会,分析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宣讲南方各省斗争的形势,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斗争。1928年春末,甄元和在自己菜园里搭起一个窝铺专为支部开会使用,五村党员及附近纱厂工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常常来此活动。彭真同志也经常来五村指导工作,有时还住在甄家菜园的窝铺里。

  1928年底,五村农民由各村选出代表成立了“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甄元和为总代表。为了反对李家向佃户增租、夺佃、垫地等阴谋,首先组织了七八十名骨干分子去李尽臣家进行说理斗争。在农民群众的声势下,李家答应:“已经垫完的地就算了,没有垫的不再垫了。”但事后不久,李家出尔反尔,又将数百户佃农的租约扣留,并在西楼和东楼开始垫地,使刘魁元等几十户佃农失去生计。李家还伪造证件,向法院提出佃农欠租及解除租约的诉讼,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党组织的支持下,由农民护佃委员会组织五村的全体佃农,举行了一次请愿示威。五村佃农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手持“打倒土豪劣绅”,“归还我的土地”等标语小旗,冲破法警的阻拦,向法院提出了控诉。这次请愿虽未得结果,但经过这次斗争,大大鼓舞了农民们的斗志,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

  1929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彭真、司福祥、左振玉、张树林、金城等23人被捕入狱。“揽头”李尽臣认为向五村农民夺取租佃权的机会到了,便再一次向法院提出解除五村农民租约的诉讼。为了争取法院合理判决,在甄元和等党员和骨干分子的组织领导下,近6000名工人和农民手持标语小旗,高呼口号,包围河北省高等法院,举行静坐示威。要求会见高等法院院长,反对剥夺五村农民的租佃权。静坐示威从早上一直到了傍晚。最后,法院不得不作出对此案详细调查后再宣判的承诺,请愿队伍才陆续离去,护佃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反霸斗争持续开展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任命甄元和为市委组织部长,刘瑞森为市委宣传部长,并要求天津市委加强对工运、农运的领导。根据省委指示精神,甄元和和刘瑞森深入五村开展调研,动员农民团结起来,同地主作斗争,并提出二五减租的斗争要求。

  1934年,李尽臣又提出迫令佃农交地腾房的起诉,并雇佣律师伪造契约,捏造事实,妄图把五村的全部土地归为己有。五村农民在党组织领导下,坚决斗争。在附近产业工人的支持下,五村农民痛打了一贯欺压农民、带头行凶的李家“庄头”魏世珍和律师王守臣。这些李家的帮凶和爪牙感到众怒难犯,不得不表示决不再管李尽臣的事。为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五村农民决定推举赵建中、于宝林、孙留光三人去北京海淀学校,请进步教师撰写《天津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小刘庄五村全体佃农哀告书》,在天津市一家印刷厂印制,散发到社会各界,把亿寿堂李尽臣的罪行公诸于世。李尽臣的伪善面目和罪恶行径,以及军阀、国民党政府助纣为虐的卑鄙行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感。河北省委党刊《火线》第十八期(1934年7月)刊登署名玉明的文章,对五村农民反霸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1934年,彭真同志出狱后,仍十分关心五村农民的斗争。当年,李家收买谦德庄一带的社会闲散人员李珍、姚少平等人,正与五村农民寻衅闹事。五村农民极为气愤,准备去扒掉李珍家的住宅。彭真同志得知后及时指出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地主阶级,对那些被地主收买利用的“打手”,要设法去做分化瓦解工作,使其不为地主阶级所用。五村农民按照这一指示,通过关系向李珍等人做工作,争取到李珍等人保持中立,使李家的阴谋又一次落空。经过实际斗争培养起来的农民骨干力量越来越坚强,在五村农民护佃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五村农民的反霸斗争,自1915年起,一直延续到1949年,其中几次重要斗争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是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一场时间持久、规模宏大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中,积极培养骨干力量,发展农村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农村党支部,使这一斗争逐步走上正确轨道,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原载《求知》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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