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唯一驻津单位: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

李俐

    

  在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南侧坐落着几排很普通的青色二层砖楼,其中的47号是一座“坐椅式”的楼房,是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旧址。这座建筑始建于1900年,原是天津英租界广东道(Canton Road)福安里4号,至今保存完好。这个旧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唯一驻津单位。这个秘密印刷厂自1929年从上海迁移到天津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央精神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将这里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早在1928年12月,在周恩来同志到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期间,顺直省委提出,天津出版党的刊物没有印刷设备,请中央帮助解决。为加强顺直和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力量,同时考虑到设在上海的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问题,经周恩来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从上海调毛泽民同志(毛泽东的大弟,共产党员)及夫人钱希均来天津建立秘密印刷厂。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民同志带领印刷厂部分人员并携带印刷机器从上海来到天津。在中共顺直省委的协助下,租下了这幢一院两厢的二层楼房,建立了秘密印刷厂。房东是山东人,在法国律师处当翻译。住宅的后门对着专门订做西装的兴记服装店。由于小楼地处市中心,交通方便,前后有两个门,前门靠马路,后门靠胡同,建筑所处胡同内有5个出口。东西的两个胡同可以通到文波路(现建设路),西面的一个胡同可以通往安仁里胡同出口,北面的一个胡同口通往广东道,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迅速撤离,是从事地下工作的理想处所。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作为党的秘密机关,印刷厂开展工作难度非常大。印刷机器一开动,就会产生很大响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同时,在敌人搜查时,印刷机和大量的印刷品也难以隐藏。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毛泽民同志等人吸取了在上海的斗争经验,对印刷厂内外院作了巧妙的布置。毛泽民同志在印刷厂的一侧开办了一家布店,用布裹住纸,隐藏印刷需要的纸张。

  印刷厂大门的右边挂着“华新印刷公司”的铜牌,对外承揽各种印刷业务,公开营业,名义上承印《马太福音》一类书籍和各种表格、请柬、卡片、喜帖、讣闻、发票、税票,还有戏院的演出广告和糖果包装纸等零活以作掩护。而对内则承担印刷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决议、重要指示及顺直省委的重要文件、各种小册子、传单等任务。

  楼下设有印刷车间和办公室。在楼内右前厢房内设置了印刷厂的办公室,表面上不惹眼的办公室实则内藏机关,它的任务对外是联系业务,对内则是岗哨。室内靠门处放置一个玻璃柜子,柜子内放着各种印刷样品,靠窗户放着一张办公桌,在这张办公桌下专门设有一个暗铃,每天都有账房的同志坐在这里,一方面接待外来联系印刷业务的人,另一方面密切注视着周围的情况,如果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就可以立即把脚伸到办公桌底下,踩动设在小地毯下面的按铃开关,在车间工作的同志听到铃声就会把正印着的文件收藏起来,转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地洞里,立即改印《马太福音》、请柬、喜帖之类的东西,敌人进到车间,工人们一切都已恢复正常。右后厢房是大家吃饭和临时休息的地方。过堂和左厢房是印刷机房,内有对开铅印机两台,二号圆盘机一台,并设有秘密地洞。楼上作为食堂、宿舍和排字房,内有铅锅、铁台、倒版机等全套铸字设备,看上去有模有样,毫不引人怀疑。正是这一系列的措施保护着秘密印刷厂和同志们的安全。

  平时,印刷厂也接受一些外来印刷业务,主要是为了掩护和筹集革命经费。外来业务增多时,就故意索取高价或拖延交活时间,以保证印刷厂大部分时间印制党内文件。当时,这里是印刷党的报刊和读物的重地,任务相当繁忙。为了迷惑敌人,这些书刊的封面也作了巧妙的伪装——他们将封面印上《三国演义》《写信必要》等一般书名,而里面却是党内文件和马列著作。

  印刷厂共有十几名工人,都是毛泽民同志从上海带来的,人数虽不多,但分工细致明确,经过几年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较量,大家的斗争经验更加丰富。毛泽民化名周韵华,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钱希均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工作,其他的同志按工种不同,分别负责排版、印刷、装订等工作。为了加强骨干力量,在撤出上海之前,毛泽民同志专门去韶山,将堂侄毛远耀、毛特夫带到上海学习印刷。随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毛远耀的妻子胡觉民。不久,他们就跟随毛泽民夫妇一起来到天津。在毛泽民同志的帮助和教导下,毛远耀、毛特夫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艰难、危险的环境中,印刷厂的全体工作人员,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忘我地工作。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不该知道的就不过问,不应该保留的东西,坚决不留。在生活上每个人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为了革命利益,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此外,毛泽民同志又在小白楼先农里5条13号(原24号)设立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秘密机关,由毛泽民同志和夫人钱希均负责具体工作。表面上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客居在这里,实际上却是党的地下工作要地。凡是要印出的刊物、中央和顺直省委的文件、传单等,都要先送到这里,然后由钱希均送到印刷厂,打出清样后再由她把材料分别送到省委负责人和中央派驻天津的柳直荀那里校对定稿。有的材料就由毛泽民定稿,定稿后的文件由钱希均送到印刷厂。

  印刷结束后,印版立即销毁,印好的文件由专人负责送到转运站,两个转运站一个位于梨栈西,一个位于大光明影院附近。毛泽民同志在天津当时最繁华的劝业场大光明影院附近开设一家书店,印刷厂印出的书刊从这里转运分散邮寄到全国各地,其中邮寄到上海的最多。

  毛泽民夫妇特别体贴同志们。有的同志外出回来晚了,钱希均总是留好饭菜,热在锅里。不管有什么好吃的,毛泽民同志总是让妻子招呼大家一起来吃。正是有了这样深厚的感情,只要是他安排的任务,大家都任劳任怨的完成。

  在帝国主义的租界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本来就已经非常艰难,还经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遇到特务对货物起疑心的情况,毛泽民同志都以巧妙的方式加以化解。

  为了避免邻里怀疑,毛泽民夫妇穿着都很体面。毛泽民经常穿着哔叽长袍,外罩清色马褂,头戴呢帽,脚蹬皮鞋,提着一个棕色的公文皮包,钱希均常穿一件藕色平绒夹袄,一双古铜色的皮鞋。因经济拮据,他们吃得非常简单。但为了营造安全的环境,他们偶尔请周围几个较有名气的商人一起吃饭,请他们过来打麻将,钱希均明白自己的经济状况,只打一些小牌。邻里关系融洽为顺利开展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为了完成好中央交办的任务,党组织设立秘密联络站配合印刷厂开展工作。1928年9月,柳直荀被中共中央派到天津开展工作。开了一家古玩店,作为一个重要的革命据点。这家古玩店开在法租界巴黎路上(今和平区吉林路),一位年轻的老板带着伙计在店门口笑迎八方来客。这个名叫刘克明的古董店老板,就是时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的柳直荀。

  他协助秘密赶来天津的周恩来同志筹备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以这间小小的古董店为掩护,担负传递机密文件和筹集经费的任务。这里毗邻天津最繁华的地区,又位于海河南岸,地理位置优越,闹中取静。这座房子是面积不大的里外两间,外间货架子上摆放着一些古玩,还有一个账桌。里间为卧室。店名为“华北商店”,店门外挂着个牌子,上面的外文是“OFFCG”,装成洋行的样子,便于掩护和开展工作。1929年春节前夕,化名“刘克明”的柳直荀只身前往天津英租界福安里4号。在那里,他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负责人——“周韵华”。此后直至1929年9月,柳直荀在津期间,当时中共中央印刷厂在津印制的文件多由柳直荀负责定稿,印刷厂负责人毛泽民等常到古玩店来,他们以打麻将牌为掩护研究党的工作。

  由于掩护工作比较周密细致,党中央这一重要印刷厂在近两年时间里,一直没有被敌人发现。印刷厂在两年的时间里,承印了党中央的重要决议、指示、文件和通电,还排印党的刊物,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向导》《中国青年》《红旗》《共产主义的ABC》等书刊,印刷顺直省委主办的刊物《北方红旗》《铁路工人》,此外还翻印马克思主义书籍《反杜林论》等,唐山道这个“秘密印刷厂”就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华新印刷公司在天津运转一年多,报刊发行和资金运转都极为困难。由于天津与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距离比较远,恰在此时,国内形势已经开始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中央决定让毛泽民同志返回上海工作。1931年春,毛泽民和钱希均在天津港乘坐南下的轮船,回到上海。毛泽民同志调离天津后,改由彭礼和负责印刷厂的领导工作,印刷厂也移址到小白楼海大道(现大沽路126号),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唐山道的这幢小楼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原载《求知》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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